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是物质形态的文物;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个是古籍——刻印在甲骨文、竹木简、帛书、纸等材质上的典籍,记载了大量中华民族文化形态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历史见证。
古籍中有丰富的内容可服务当代。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获得启发,采用冷水榨汁再浓缩成药的方式,成功提取青蒿素有效成分,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不愿“露富”到打开心结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留存至今的万不存一。为摸清家底,中国2007年开始启动古籍普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制定标准开始,没想到历经漫长的磨合。刚开始,我们希望普查尽可能详细地对古籍进行著录,却遭遇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比如版本,一部书,有说是明版,有说是宋版,有说是明或清的仿宋版,莫衷一是。后来调整标准,让著录项目尽量简洁,只留书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存卷等必备项目,加快了普查进度。目前,全国已累计完成260万条普查目录,占古籍总量的80%以上。
刚做普查时,有的收藏单位不愿意让外单位的人介入登记,不愿“露富”。我们专门解释,整理出来的目录和古籍还是归属自己,大家的疑虑逐步解除。
在古籍普查登记基础上,目前,《中华古籍总目》国图卷、天津卷、水文卷等编纂工作已陆续启动。
比“五年规划”还厚的文件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院颁布,入选的版本基本与“国宝”无异。当时向国务院提交文件的时候,仅目录就一厚本。国办的同志说,没见过这么发文件的,即便是国家“五年规划”也没这么厚,还有好多生僻字。
光发文件还不行,国务院的文件是“户口本”,单部书有文化部颁发的“身份证”,才具备法律意义。目前,已公布5批名录,12274部古籍入选,第六批正在评审,有的省还建立了省级名录。
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要国务院批准,彰显了政府的作用。现已命名180家,同时公布古籍存藏书库的建设标准,投入要求地方政府文化资金。由此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库房条件,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保护。
2010年,原文化部命名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组织开展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清宫珍籍、山西省国家珍贵古籍、云南“纳格拉洞藏经”、陕西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古籍超过330余万叶,带动全国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建立专业古籍修复室247个。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8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获得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在古籍修复用纸、古籍文献装具、古籍库房环境、脱酸等研究方面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杜伟生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古籍中最“冷”的板凳,正一步步“热”起来。
现代技术化身保护神
现代科技为古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提供了便捷条件,有效地保护与传承珍贵古籍。截至目前,数字化的资源库发布总量超过3.2万部,国图2/3的古籍善本实现在线发布,数量相当于8部《四库全书》的规模。全国累计在线发布古籍资源已超过6.5万部,古籍中的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上世纪90年代末策划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宗旨,精选重要和珍贵的古籍版本影印出版。第一期出版了758种8974册,二期583种4421册,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31家省级图书馆、100所高等院校以及国内外学术机构,赢得学界广泛好评。它相当于“新善本”,让前人的好东西多了个保护和传承的渠道。
目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已累计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126人。复旦大学成功申办古籍保护一级学科,并成功申请古籍保护博士学位点。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建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
存世的中华文献典籍,有数以百万册流存于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存世孤本。2016年启动建设的“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72.6万条。国家文物局委托的“海外中华珍贵古籍调查项目”,则收录海外中华古籍宋元明近2万部古籍书目信息,采集4000余幅古籍书影。我们开展海外藏《永乐大典》数字化回归工作,现累计出版海外藏《永乐大典》57册。2014年,北京大学斥资1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亿元)从日本大仓集古馆购得“大仓文库”古籍,共931种28143册,其中文津阁《四库全书》抽出本,被专家鉴定为存世孤本。2018年6月26日,国家图书馆接受日本细川家族永青文库捐赠的36部4175册汉籍。
古籍里的文字活了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系中华民族的根脉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古籍保护,会发现还有些难题待破解。
比如古籍保护在立法层面有缺失,相关的《文物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对古籍也不具备适用性,古籍保护在经费投入方面缺少有力保障。再如很多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申报完后保护的具体措施没跟上,研究利用做得不够。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进来。
除了纸质古籍以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石刻文献,像碑铭、摩崖、墓志等,在田野中遭受着大自然的酸雨、风化等侵蚀,如安徽天柱山三祖寺旁“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刻满了自唐代以来1200余年间的摩崖石刻,据说有四五百块,其中不乏王安石、李师中、苏东坡、黄庭坚等名家大家的刻记。建议古籍保护中心搞一个专项,通过传拓、拍照等方法,把它记载下来,列入古籍保护的范围。
现在普遍重本体保护、轻挖掘整理,对古籍融入当代生活、造福民众还没有破题。古籍文献中可供挖掘的内容十分丰富,现在的制造业、旅游业、文化事业甚至外交国防事务,都可以从典籍中寻根溯源,回到古籍寻找答案。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很多旅游点都是从典籍中挖掘出来的。例如西安永兴坊,通过挖掘古籍文献,将文献记载中的各种陕西小吃汇聚一地,在占地不足1公顷的地方创造了商业奇迹,成为餐饮市场上的范例式旅游点。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抖音等,都看到了新形态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开始瞄准传统文化领域。善于借助市场主体,将古籍导入市场,更加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才能传承文化。
(作者系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在这个特殊时期,为了让学生停课不停学,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用钉钉进行直播教学。在教学条件变化,交流空间的变化中,老师们要把有关疫情教育课题作为首选,
为了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9年12月15日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学生的法制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12月11日下午,惠济区东风路小学邀请刘寨派出所警官曹营作了一场生动形象的法制报告。活动由副校长王中华主持。
具体来说,为所有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除了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各种行为予以严厉惩戒和打击之外,还需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协同发力,让未成年人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和一定的法治思维。遇到困难或问题的时候,知道及时向值得信赖的人或组织求助,能主动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
家长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为了促进家园沟通,丰富教育资源,使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12月9日下午,荥阳市第一幼儿园小一班邀请王若曦小朋友的妈妈开展了“如何保护牙齿”的助教活动。
你知道疟疾是什么吗?你知道它的“克星”青蒿素是谁发现的吗?带着这些问题,日前,管城区外国语牧歌小学的学生们走进周末课堂,了解一位了不起的84岁高龄的老人——屠呦呦奶奶。
11月19日,郑州市管城区南学街小学五(2)中队开展了以“诉说榜样故事 学习榜样精神”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为庆祝第20个“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及第25个“4.23世界图书与版权日”,4月23日,郑州市管城区小李庄小学举行了以“使用正版,拒绝盗版”为主题的中队会。
为了让学生懂得保护眼的重要性和预防近视的方法,12月15日,郑州市管城区东三马路小学邀请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眼科医护人员,为学生进行了以“保护眼睛 预防近视”为主题的用眼卫生健康知识讲座。
“既可以占座,又可以分享小故事和学习动态,这样的二维码简直太棒了!”近日,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推出二维码占座,利用手机扫码即可占座,中途离开可以选择“座位保护”。